风雨飘摇，抗战八年；烽火浙中，功在守土
1939年的世界，一如奥登在他的诗中所写，“黑夜里没有设防，我们的世界在昏睡”，德国在欧洲小试牛刀，捷克遭到吞灭，德国与苏联有关瓜分波兰的密约已经达成，尽管这只是暂时性的。环绕德国周边的小国只好自救为上，成立了反德力量联盟，意图作最后一战。不数年，一并为德国收入囊中。世界的局势江河日下，人心更是在阴暗中渐趋疯狂。与此同时，日本在中国的侵略，与德国互成犄角，自东北切入河北、陕西、山西、山东，继而一路南下，华南、华北、华中、华东皆成危局，国民党奉行不抵抗政策，汪精卫别立门户，推行“亲日”、“共同防共”，时局艰难至此，人心危险至此，真是中国五千年未有之变数。
二度开讲：“建国有一个中心，就是要建军”
周恩来在金华期间，利用各种场合和机会，宣传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4月2日和4月5日，周恩来在金华作了两次演讲，广泛宣传了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和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方针。
4月2日上午，周恩来在黄绍竑陪同下来到金华中学礼堂，对国民党浙江省军管区干部教导总队的军官及各机关公职人员作了题为《建军的重要性与社会军事化实施》的报告。报告分四部分，在分析了全国抗战形势和浙江在抗战第二阶段中所处环境和地位后，提出了抗战建国任务。周恩来说：“我们抗战建国的精神，有一个中心，就是要建军，要使全国人民在抗战中全民动员起来、组织起来，需要有一个中心力量来推动。这个中心力量，正是在军队身上。我们要拿建成军队来保证抗战胜利从而推动建国。”
4月5日下午，周恩来还应邀在金华县抗日自卫委员会会址(金华电子仪器厂旧址)向读书会、“民先”、政工队等团体和各界代表500余人作了演讲。周恩来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四方面详细地论述了抗战的意义、战局的演变及抗战以来敌人遭受到的种种困难与外力压迫。他说：“浙东局势将不能如过去平静，吾人欲克服未来之困难，必须切实做到民众重于士兵，后方重于前方，部队重于机关，敌人后方重于安全后方，政治重于军事，精神重于物质。”周恩来饱含激情的演讲，宣传了我党实行全面抗战主张的同时，也为群众指明了“抗战必胜的光明前途”，极其振奋人心，如春风化雨，滋润心田。现场听众热烈鼓掌欢呼，周恩来则频频向听众致意。
一次讲话：“争取一个判官，胜过100个小鬼”
5日上午，周恩来利用黄道等住的江南旅社，专门向中共浙江省委就目前抗战形势和党的任务发表讲话。出席会议的有浙江省委书记刘英、宣传部长汪光焕等。会议开始不久，因发生空袭警报，与会人员转移到金兰公路方向的一个树林里继续开会。会上，周恩来分析了全国和浙江的抗战形势并作出重要指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持久战，现在是抗日战争中最困难的时期，即敌我相持的第二阶段。中国共产党的任务是在争取国共合作的同时，坚持我党的独立自主性并在政治上对国民党批评的自由，发展壮大党组织和新四军的力量，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周恩来专门分析了浙江的形势和党的工作，指出：浙江在抗战的第一阶段处于辅助地位，在第二阶段它的地位将重要起来。黄绍竑要在浙江独树一帜，蒋介石绝不会允许。周恩来下了指示：“浙江党的组织经过1938年的大发展，今后要加强巩固工作继续发展。”他还着重提出要“重视对客观环境的了解”，“巩固必须重于发展，质量必须重于数量”，对来历不明、政治面目不清的党员要进行审查，严防国民党特务、汉奸和托派分子混入党的组织，要加强党员教育，培养干部，特别要培养军事干部，派到沦陷区去工作，向白区发展。
周恩来对一些敏感问题作了深入浅出的解答。在谈到同抗日友军友党交往时，周恩来说，我们的态度是“不卑、不亢、不骄、不躁”，所有在国民党政府机关和群众团体工作的共产党员，要“不暴露、不突出、不刺激”，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争取更多的人参与抗战工作。对于可否在国民党军队里发展党员、建立党组织的疑问，周恩来态度鲜明地说：“蒋介石视军队如性命，最怕我们在他的军队里发展党员。为了团结抗日，我们向他讲明了不在他的军队里发展党组织，但可以用交朋友的方式进行工作。过去左倾路线时的兵运工作是要兵不要官，作用不大。现在要着重做军官的工作，争取一个判官，胜过100个小鬼，这样作用就大了。”
万里崎岖，为国效命
自1937年卢沟桥事变始，再至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全国抗战转入战略防御阶段。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溶共、防共、限共”政策，全国形势随之逆转。3月，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的公开身份，从重庆经皖南来到抗日前哨浙江视察抗战，指导浙江党的工作，历时20天，足迹遍及12个县，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对浙江党的工作、统战工作、文化工作和坚持持久抗战等问题作了重要指示，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民主统一战线。周恩来的浙江之行，对浙江人民，包括对婺城人民的抗日斗争是一个极大的推动。
同年4月，毛泽东以苏维埃政府主席身份，恭遣林伯渠以鲜花束帛之仪致祭轩辕黄帝之陵，祭文谓“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又谓“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更见共产党人之救国决心。
f·c·琼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大战前夕1939年》远东编中说道：“只要中国的抗战意志还没有遭到致命的削弱，它就能够坚持抵抗下去，不管这种抵抗是多么软弱无力”，这与奥登《1939年9月1日》的结尾颇为相似，“有斑点的各处，灯光那讽刺的光点在闪烁，而正义在交换它们的消息……四面八方堆积着同样的虚无和绝望，愿我亮起肯定的光芒”，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新的世界得以重生。
三度返金：“务须埋头苦干”
1939年3月17日黄昏，周恩来行抵婺城，下榻中国旅行社金华分社。隔日，周恩来以游北山为名，在双龙洞召集邵荃麟、刘良模、翟毅、徐进、毛玲等文化界人士举行座谈会，他对金华文化界的爱国人士在党领导下开展的抗日救亡运动表示赞许，还鼓励大家继续发挥更为有效的作用，使文化工作成为抗战中的一个重要阵地。在旅行社，周恩来分别接见了骆耕漠、邵荃麟、葛琴、沈馥、翟毅等，他们分属于《东南战线》、《浙江潮》、《青年团结》等杂志社，在听取他们汇报后，要求根据目前浙江的形势做好群众工作，对反共的逆流要提高警惕，学会“两手工作”的策略。周恩来还希望这些刊物不要搞得太红，要讲究斗争策略，要隐蔽一点。同时，他还着重谈到无论办报办刊物，都要十分重视和读者的联系，“了解群众的思想情绪问题，要吸引群众和我们一起办报刊”。二日后，周恩来前往天目山，途经兰溪、建德、淳安、分水，于21日到达于潜，与国民党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会晤。
自1937年底杭州沦陷之后，省政府即移往金华，时任省主席的黄绍竑在金华的罗店有处隐秘的寓所，俗称黄公馆，属长方形单层砖混结构建筑，解放后归第三医院使用，在其前又建有相同式样的建筑两幢，其间用穿廊相通，整体平面呈“王”字形，另有鱼池、花园等点缀其间。史料记载，1939年3月17日至4月6日，周恩来在金华曾两次前往黄绍竑别墅：3月18日未曾得见，此后，周恩来回返绍兴。4月1日晨，周恩来再返金华，黄绍竑如约而至。为团结抗战大计故，商谈良久方才歇息。2日上午8时，由黄绍竑陪同，至金华中学礼堂(侍王府议事厅)向国民党浙江省军管区干部教导总队军官作《建军的重要性与社会军事化的实施》的报告。随后，周恩来出行丽水，视察铁工厂。至3日晚，三度返金。4日下午2时许，周恩来步行到铁岭头10号(现望江饭店所在地)看望了以刘良模为队长的上海基督教青年会军人服务部歌咏队，以吴大琨为团长、殷扬(扬帆)为副团长的上海慰问第三战区流动剧团和以李友邦为队长的台湾义勇队等50多位同志，热情洋溢地对大家说：“上海青年为了抗战救国，离开自己的家乡，到前线来慰问抗日将士和战区人民群众，这是件十分可贵而有意义的工作，我们坚决支持！”并逐一勉励各团体，对慰问团的同志说：“你们不久要到皖南去，虽然你们做戏剧宣传工作，但不要忘记你们的中心任务，务须埋头苦干，不要辜负上面的期望。”周恩来勉励台湾义勇队员牢记自己的任务，做好组织外胞的工作，又鼓励军人服务部歌咏队一面宣传，一面组织群众，期望他们通过各自的工作唤起民众，加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战的最后胜利做出贡献。6日，周恩来向省抗日自卫团总司令部辞行，偕同新四军南昌办事处主任黄道及随行20多人，乘新四军卡车经金兰公路离开金华。
两会黄绍竑，共商抗日计
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并称桂系三巨头，抗日战争期间，其与蒋介石多有分歧，赴浙江任时，又对中共抗日颇多美词，以致1938年6月武汉来电，蒋介石指责他在浙江主政“政绩不佳、声名狼藉”，要他好自为之，“切实注意”。黄绍竑接到电报之后很不服气，更不理解，当下驱车来到武汉，向蒋提出辞呈。辞职未果，蒋介石的一席话却使他茅塞顿开：“你自去年山西作战回来，逢人就说八路军军纪好，善于游击战，打仗勇敢，共产党如何发动群众、动员民众，军民配合投身于抗战等等好话。各级党部、黄埔军官、地方绅士听了自然不服气，要说你的闲话。”
之后多年，黄绍竑的兴趣从军事转向政治，一边和周恩来在浙西共商大计，天目山会晤之后，甚至填了一首《满江红》，以示抗日决心，词曰：“天目重登，东望尽，之江逶迤，依稀是，六桥疏柳，微池西子，寂寞三潭深夜月，岳坟遥下精忠泪。忖来年守土负寸心，生犹死；收失地，从兹始，越勾践，应师事，愿勿忘训聚，胆薪滋味。逸豫有伤家国运，辛劳勤把我行治。枕长戈，午夜警鸡鸣，扶桑梓。”一边又热心“第三党”，意图合纵连横，在政坛开辟新的版图。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诗歌学会理事、浙江省作协主席团委员龙彼德在他的长篇小说《周恩来烽火东南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中，生动地描述了周恩来两次到罗店“黄公馆”拜访黄绍竑的情景：
第一次
3月18日，周恩来一早醒来。在马副官的陪同下，到抗敌自卫团总部会见了张参谋长(张绍棠)与杨处长。
张参谋长说：“黄主席尚在天目山，主持沦陷区政治工作队会议，罗店的黄公馆是不是就不要去了？”
周恩来说：“我与季宽先生有过约定(黄绍竑到浙江担任省主席之前，周恩来在太原已与他有过几次会谈)，到浙江后一定要好好畅谈几次。我已经到达金华，怎能不去他府上拜访？听说有人想推迟甚至取消黄周会晤，我看去罗店就更加必要了！”
“既然如此，我们马上安排。”
罗店在金华郊区，离城15公里。黄绍竑会馆位于罗店东山岗，由于战时条件有限，建筑比较简陋，但靠山面坡，林木扶疏，风景优美宜人。
这天过午，黄绍竑的副官陈亦南正在客厅看报，突然听到一连串的汽车喇叭声，连忙跑出门外，但见两辆军用吉普、一辆黑色轿车停在门口，从轿车里走出一个穿黄呢军装、佩中将衔的将军来……陈亦南一阵激动，欢呼道：“周副部长，你已经视察完新四军军部，到金华来了？”
周恩来与陈亦南握了握手，高兴地说：“我是昨天傍晚到达金华的。季宽先生有消息吗？”
“黄主席昨天下午刚刚来电，询问周副部长你到金华没有，只待副部长一到，他马上下山，赶来与你会晤。”
“季宽先生不是在主持沦陷区政治工作队会议吗？不必打扰他了，还是我去天目山找他吧！”
第二次
(4月1日下午，周恩来去罗店“赴黄主席之宴”。)
车到罗店，黄绍竑偕夫人蔡凤珍已在公馆门口迎候。“果然是周先生！”蔡凤珍欢呼道，回过头去望着自己的丈夫，“怎么样，这次打赌你输了吧？”
“输了，输了，愉快地输了！”黄绍竑高兴地应道，跑步上前，与刚刚下车的周恩来握手。
“季宽先生，这是怎么回事呀？”周恩来好奇地问。
“是这么回事，”黄绍竑解释道，“我刚派陈副官开车去中国旅行社接你，夫人就一口断定你已乘车来罗店了。我不相信世界上有这么巧的事，夫人便跟我打了赌。真没料到，还是被她言中了。”
“这说明嫂夫人有先见之明。”
“哪里是什么‘先见之明’，”蔡凤珍谦虚道，“而是我盼望之切呀！”
“我又何尝不希望早日见到恩来兄呢？”黄绍竑分辩道，“所以，我承认输了，而且是‘愉快地输了’。”晚宴的时候，周恩来概括地介绍了这几天在绍兴的活动情况。随后，黄绍竑问：“恩来兄，你不是对我办的兵工厂很有兴趣吗？明天我陪你到云和县小顺镇的铁工总厂去参观一下如何？”
“恩来求之不得。”
“好，我们一言为定。明天上午我到旅行社来接你，先去军管区干部教导队，然后取道丽水，去云和。”黄绍竑说到这里，扭过头来吩咐陈亦南：“陈副官，你待会儿打个电话给省保安处，就说我明日陪周副部长去丽水、云和一带视察，要三四天时间，叫他们不要派人去，更不要管老子的事！”
“是。”陈亦南应道。
尾 声
周恩来的浙江抗日前哨行，是浙江抗日战争历史上的一个重要事件。他烽火千里来到婺城视察浙江抗战，是婺城历史上光辉的一页。周恩来带来了克敌制胜的法宝，对远离党中央的浙江党的组织在艰难复杂的环境中保存有生力量，对金衢地区以至全省军民坚持持久的全面抗战，巩固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争取抗战的最后胜利都有十分重大和深远的意义。他在视察浙江抗战的20多天里，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婺城，这对婺城人民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周恩来的视察，对婺城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和发展婺城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婺城的抗日救亡工作，起到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作用。
(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了胡国洪、胡波2009年12月15日发表于《金华日报》的《罗店黄绍竑别墅盼修复》，蒋涛2008年3月6发表于《金华日报》的《1939年周恩来在金华》，中共金华市婺城区委党史研究室的《中共婺城党史》第一卷，以及阿诺德·托因比主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大战前夕1939年》等相关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