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的烈士墓群中，有一位抗日战争时期牺牲的著名战地摄影记者——雷烨(原名项俊文，乳名项金土，曾名雷雨)。他以照相机为武器，在枪林弹雨中拍摄下《行进在祖国的边城》《战斗在喜峰口》《塞外宿营》《日寇烧杀潘家峪》(组照)《驰骋滦河挺进热南》(组照)等上百幅极其珍贵的战地照片。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世、籍贯等情况，甚至连他的真实姓名也鲜为人知。在其档案中，“籍贯”一栏中只填写了“浙江省”，其家庭情况却没有记载。那么，“雷烨”是否为烈士的真实姓名？他的家乡在哪里？他的亲人又在哪里？
直到2001年9月，原杭州市政协副主席项秀文(注：项俊文的弟弟，已于2006年去世)携带珍藏了60多年的信件和照片以及原石家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高永桢提供的线索资料专程赶赴北京，请那些与雷烨共同战斗过的战友辨认，才揭开雷烨烈士身世之谜，确认雷烨为60多年前从金华县孝顺镇后项村奔赴延安、后来失去联系的哥哥项俊文。
2003年4月9日，金华市金东区人民政府作出了《关于确定雷烨烈士即是项俊文同志的决定》。4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颁发了《项俊文同志革命烈士证明书》。
前天，记者来到金东区孝顺镇后项村项俊文的故居，采访了项俊文的外甥严平平(注：严平平为项俊文二妹项秀华的儿子，已63岁，在家务农)。在项俊文的故居中，严平平向记者讲述了大舅舅项俊文的传奇经历和二舅舅项秀文60年的漫漫寻亲之路。
在抗日最前线从事新闻报道
项俊文1914年出生于金华县孝顺镇后项村。祖上世代以务农为生。由于父母很早去世，留下5个孩子，长兄为父，在金华省立七中读书的项俊文不得不辍学回家，挑起养家的重担。那时他只有19岁，为了生计，项俊文曾去义乌埠头等地教书，又在金华当“土地测绘员”，以其微薄的工资养活弟弟妹妹。项俊文思想进步，他很早在地下党的引导下，参加了“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
为了奔赴延安，项俊文对弟妹一一作了安排：大妹项秀英嫁到浦江完婚；二妹项秀华未及婚龄，他也力促其与七中同学、好友严金明及早成婚；12岁的秀娟妹妹送人当童养媳。又把9岁的小弟弟托严金明带到杭州，进浙江省立贫儿院念书。1938年春，项俊文把家中仅有的祖居典卖100元银洋，作为路费去延安。临行前，托付好友严金明照顾弟弟妹妹。随后又悄悄来到贫儿院，向弟弟项秀文及好友许为通告别。踏上旅途后，项俊文在途经武汉时，曾写信给许为通，署名“雷雨”。
项俊文到延安后，改名雷烨，参加了抗日军政大学第四期学习，因擅长文学创作和摄影，兼任各报刊特约记者和通讯员，并加入了共产党。
1938年8月1日，项俊文从延安“抗大”第四期结业。八路军总政治部为加强敌后新闻报道，特从“抗大”学员中选拔了一批政治素质和写作水平兼优的共产党员，组成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团。项俊文入选并被任命为记者团第一组(晋察冀组)组长。11月20日，总政治部命令第一组在项俊文带领下从延安出发，跋山涉水，穿越敌占区，于12月下旬抵达晋察冀边区，受到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接见并合影。
1939年5月前后，项俊文主动要求随军挺进冀东抗日最前线，在极其困难和险恶的环境中，从事新闻采访报道工作。
1941年，项俊文先后任冀东军分区政治部宣传科长、组织科长。在完成繁忙的日常工作的同时，他积极进行新闻采访，成为冀东从事摄影采访最早、报道成绩最突出的前线记者。项俊文先后发表了《滦河曲》(诗)、《我们怎样收复了塞外的乡村》(报告文学)和通讯《冀东潘家峪大惨案》等作品。他拍摄的照片真实地记录下侵华日军的暴行以及冀东子弟兵转战长城内外，收复祖国河山的动人画面。这些照片引起当时晋察冀画报社全体同志的极大兴趣，画报社社长、著名摄影家沙飞更是爱不释手，他决定在《晋察冀画报》上出版项俊文的摄影专辑。
1943年4月20日晨，项俊文带领两名警卫员到平山县曹家庄(原晋察冀画报社驻地)去取秘密文件。回来途中，在曹家庄北面的南段峪村与前来“扫荡”的日军遭遇。项俊文与警卫员一同与敌人展开周旋，后因孤立无援，在南段峪村一条狭长的山谷中被敌人包围。危急时刻，项俊文掩护警卫员突出重围。在迅速撕毁身上携带的文件，砸碎了心爱的相机和望远镜后，年仅29岁的项俊文用最后一颗子弹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项俊文牺牲的消息传来，晋察冀画报社的全体同志无比沉痛。在整理烈士遗物时，他们发现了一本血染的相册，里面夹着项俊文尚未整理完成的摄影专辑照片。晋察冀画报社全体同志和南段峪村群众为雷烨举行了隆重的追悼大会，并将他的遗体掩埋在平山县南段峪村。
60多年的寻亲之路
原杭州市政协副主席项秀文心中有个最大的愿望：找到1938年奔赴延安、投身革命的哥哥项俊文。60多年来，他四处打听哥哥的下落，但却一直杳无音信。
项俊文在1938年途经武汉时、1939年到达延安后，曾往家里寄回两封信。后又于1941年和1942年寄回来两封信，希望弟弟项秀文能够“多看课外书，追求真理，不断进步”。为避免牵连家人，他在家信上署名“雷雨”。在1942年最后的一封信中，寄信的地点为河北省行唐县陈庄，一个叫“一心堂”的药店，项秀文一直牢牢地记着这个地名。从此之后，项俊文与家人失去了联系。
年幼的项秀文绐终相信，哥哥一定会回家。在八年抗战中，他一直跟着省贫儿院、保育院流亡于浙南，始终把哥哥的照片贴身珍藏。
后来，项秀文沿着哥哥的足迹参加了革命，到了上世纪50年代，周围参军的人纷纷回来了，但项秀文依然不见哥哥的身影。1953年后，项秀文托人在《人民日报》刊登了寻人启事，希望能有人记得名为“雷雨”的八路军，但依旧杳无音信。
60多年来，项秀文身边一直珍藏着哥哥留给他们姐弟的照片和信件，全家人始终在千方百计地查询哥哥的下落，但却没有任何进展。虽然预感到哥哥可能已不在人世，但项秀文和姐姐们还是通过各种方式努力寻找。
1986年，项秀文去辽宁省参加全国地方志工作会议期间，认识了石家庄市地方志办公室主任高永桢。项秀文把哥哥项俊文的情况向高永桢作了详细介绍，并委托他代为寻找哥哥的下落。
回到石家庄后，高永桢立即着手进行调查。调查的切入点是项俊文的发信地址——河北省行唐县陈庄。令高永桢失望的是行唐县根本没有陈庄。通过走访行唐县及石家庄周围的县，在一些老同志的口中得知，灵寿县有一个叫陈庄的地方，且那里驻扎过中共的党政军机关，也曾是抗大二分校的临时校址。据一些老同志回忆，由于当时行唐的邮路比灵寿快捷，因此，人们往外发信，大都写“行唐陈庄”。在确定项俊文的发信地址是灵寿县陈庄后，高永桢多次走访灵寿县陈庄健在的老人，但都没有找到和项俊文有关的线索。
高永桢退休后，仍然牵挂着这件事。2001年夏天的一个傍晚，他看到一篇回忆原晋察冀画报社社长沙飞的文章，文中有一句话引起了他的注意：“这些人如今在世的已经不多了，和沙飞曾经一起战斗过的雷烨，现在安葬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浙江人。”雷烨，雷雨，同姓“雷”，同是浙江人。那么，“雷雨”和“雷烨”是否有联系？高永桢立即赶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在雷烨烈士墓前看到了如下碑文：“雷烨同志，八路军总政治部前线记者，青年诗人，浙江省人，1938年秋到晋察冀边区，任前线记者团记者，1943年反‘扫荡’战斗中牺牲于平山，年仅29岁。”
在烈士陵园史料室工作人员的协助下，高永桢经过查阅雷烨烈士的档案，发现雷烨的年龄、籍贯和到延安前的大致经历与项秀文的哥哥项俊文极为相似，但是档案中雷烨的籍贯只写明浙江省，因此还没有足够的证据表明雷烨即是雷雨，更无法证明雷烨和项俊文同属一人。
在随后的一个月内，高永桢先后走访了河北省档案馆等单位，又通过河北省军区查问到原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政治部主任李中权在北京的电话。经电话联系，他们表示都还记得雷烨，并为雷烨的牺牲感到惋惜。高永桢将这些珍贵的线索资料和在华北军区烈士陵园找到的一张雷烨的照片寄给了杭州的项秀文。项秀文在看到资料和照片后，经过甄别，初步认定雷烨就是哥哥项俊文。
烈士身世真相大白
2001年9月，项秀文携带着珍藏了60多年的信件和照片以及高永桢提供的线索资料专程赶赴北京，请那些与雷烨共同战斗过的战友辨认。
项秀文找到了已90多岁的原晋察冀画报社副社长、后任文化部副部长的张致祥及其夫人伊之女士。多年来，张致祥一直致力于《晋察冀日报》历史的研究工作。张致祥通过多种方式，联系到了健在的20余位原晋察冀画报社、日报社的老记者。张致祥及众位老记者通过对项秀文随身携带的项俊文赴延安前留下的照片仔细辨认，一致认定，雷烨即为曾经化名雷雨的项俊文。张致祥、伊之及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秘书长秦永川联合署名，出具了雷烨即是雷雨(项俊文)的证明，并加盖了“晋察冀日报史研究会”的印章。
著名电影演员田华至今还保留着一张她与雷烨的合影，照片中的雷烨拥着身穿厚厚棉衣的小田华。据田华回忆，照这张合影时，她才12岁，那时雷烨很照顾她。照相前，雷烨风趣地对田华说：“你叫田华，我叫‘雷华’(当时许多老百姓都把雷烨叫作雷华)，咱们‘二华’合个影吧。”于是，由当时的晋察冀画报社社长沙飞拍下了这张照片。项秀文在京期间前去拜望田华时，田华特地将这张照片翻拍给项秀文。
60多年了，项秀文终于找到了哥哥的下落。那天，项秀文风尘仆仆地来到华北军区烈士陵园。在雷烨烈士墓前，项秀文代表家人举行了一场迟到的祭奠，为哥哥扫墓并敬献了花篮。古稀之年的项秀文在哥哥的墓前百感交集，他哽咽着说出“哥哥，我终于找到你了”后，顿时泣不成声。
(注：此报告文学获中国新闻奖报纸副刊铜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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