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春，邵飘萍应约返回国内，受聘为上海《申报》《时报》《时事新报》主笔，撰写时事短评，他意气风发，写作甚勤，往往一日撰写数篇时评，对袁世凯进行猛烈抨击。袁世凯垮台后，《申报》为加强中央政情的采访和有关北京新闻的报道，特聘邵飘萍为驻京特派员。自此期间，他写下了251篇，22万多字的《北京特别通讯》，把历史的风云都留在了自己的笔下，这些专电和通信都是邵飘萍深入采访、调查的结果，事实准确、材料丰富、简洁深刻，其新闻通讯洞若观火，又事关大局，引起了新闻界和社会上的广泛反响。邵飘萍的名字也随之传遍四方，成为有口皆碑的著名记者。与此同时，邵飘萍曾一度兼任章士钊主办的《甲寅》日报的主编。
在邵飘萍来到北平之后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创办通讯社，并为自己在北京的新闻采访活动打下了根基。这个通讯社就是成立于1916年8月的北京新闻编译社。该通讯社不为某一政治派别所左右，较有独立性的通讯社，是同期我国通讯社中的佼佼者，在当时产生过较大的影响。对中国通讯社事业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当时外国通讯社左右着外国政府，编译社成立后，每日都有一两条引人注目的特殊新闻，常被中外报刊所采用，北京各报纸面目得以整改。到1924年，北平的通讯社达到20多家，政府要闻无一遗漏，打破了外国通讯社在京的垄断地位。这一变化与进步，不能不归功于邵飘萍的引领。在中国新闻史上，邵飘萍第一个重视通讯社，并以通讯社为依托成功地开展新闻采访和报道活动的著名记者。
5 中国报界的先驱者
邵飘萍以最后蒙难完成了作为中国报界先驱者的形象，昭示了中国新闻自由的漫漫长路，也给后来者树起了一块鲜明的路标。生前，他对中国的办报环境是有充分认识的，曾经说，“欧美各国政府对言论界的压迫之政策皆已渐成过去”，惟中国报纸“一旦遇与政府中人个人利害有关之事，始倒行逆施，妄为法外之干涉。武人、官僚、议员、政客莫不皆然”；对于新闻，“无时不加严重之压迫”。他提出为新闻立法，使之“不受行政机关非法之蹂躏”，但又深知，要使新闻自由获得保障，必须同时使社会获得自由。然而，自由并非恩赐得来，他认为，它的实现过程，是“言论界与政府当局恶战苦斗之历史，”所以他一生坚持把争取新闻自由同政治自由的斗争结合起来。在斗争中，他也有过于乐观、轻信的时候，评传没有为贤者讳，其中也写到鲁迅对他的批评等等，最难得的是，他以“新闻界战斗的壮士”自许，“尽自己之天职，平社会之不平”，屡仆屡起，直至死而后已。
一个真正具有自由意识的人，不会把自己围困在昨天的城堡里，他必定要寻找通往明天的道路。留守不会出错，这是明明白白的；但是我宁可赞美那些听从内心的指引——所谓时代的召唤到底要回到个人的内心——而勇于前行，并因此误入“歧途”的“过客”。
飘萍一生疾恶如仇与黑暗统治作殊死斗争。1928年北京新闻界为他补开了追悼会。1949年4月毛主席亲自批示追认邵飘萍为革命烈士，1986年邵飘萍诞辰100周年，殉难60周年之际，全国新闻领导、省、市党政领导在金华婺州公园为邵飘萍铜像揭幕。
作为一个记者，邵飘萍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极为热爱，曾自称：“余百无一嗜，惟对新闻事业乃有非常趣味，愿终生以之”。正是出于这种对新闻事业的敬业和献身精神，他精益求精、不断进取、兢兢业业、全力以赴。既学识过人，才华出众，又开朗热情，善于应对周旋。每当发现有价值的新闻线索，就全身心地投入，穷追不舍。因此，经常能采写到令同行惊羡不已的重大新闻和度假新闻。为了更好地实现自己的报复和时间自己的新闻思想，邵飘萍还致力于自己办报。邵飘萍是中国新闻界不可多得的全才，一名坚守社会责任的新闻记者，著名的报刊活动家、新闻理论家和新闻教育家，他的人格品质和职业精神将鼓舞每一位中国新闻业的后来者，他对理想执着追求的精神，值得每一位后人学习和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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