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见徐利民部长，是为了筹备上山遗址发现20周年学术研讨会。他要拜访、邀请参会的专家学者。2020年8月13日，他和蒋乐平老师等有关领导来到北京我的办公室，从“要加强对‘上山文化’的研究和宣传”的角度，谈了他对上山文化意义的理解、申遗的设想以及下一步的计划等。我也汇报了这些年在上山水稻起源研究的进展和一些关于几万年前野生稻的新发现。意犹未尽临别时，徐利民部长留下一句话：“到浦江上山遗址学术研讨会上，我陪你……”我知道这是客套话，毕竟他是县委常委、宣传部部长，而我们刚刚认识。
两个月后，在学术研讨会例行的招待会上，我找到写有参会名字的桌牌，紧挨着我的桌牌右边，就是徐利民的桌牌。徐部长笑呵呵地说：“吕老师，我说话算数……”我真的很惊讶，他应该是这次研讨会的掌舵人，他在招待会上繁忙的应酬中，与我聊天的内容始终没有离开水稻起源研究的话题，并表示需要他的时候，随时联系他。这次经历让我深感徐利民部长的人格魅力与实干精神，也标志着我们之间开启了友谊和合作之旅。
2021年10月7日，徐利民部长在朋友圈中展示了上山遗址区种植的60余种传统品种水稻丰收的场景，标题是“万年上山稻田博物馆”！我意识到这些传统水稻样品对于系统研究水稻植硅体的形态特征非常重要，其中许多是我多年都没有收集到的珍贵品种。我留言问：“明年还种吗？我想采集这些水稻样品，研究它们的植硅体形态特征……”“明年还种，不用等明年，你的要求马上办。”徐利民部长立即回复说。我20:27分留言，21:10他就回信了，说已经安排好帮助我采集样品的人员，并让我加上具体经办人朱松老师的微信。疫情防控期间，我无法出京。但在和朱松老师及时交流和徐部长悉心安排下，11月1日，我收到了朱松老师寄来的几十公斤重的邮件包裹，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完整的不同品种的水稻茎、叶、穗、果实样品，都有详细的标签。我回信向徐部长表示感谢，他只是简单地回复“应该的”。我时常想到这三个字“应该的”，看他的朋友圈里的信息千头万绪，该有多少“应该的”在同时进行啊！是什么让他夜以继日地这样工作呢？
我有时很后悔没有及时回徐部长的来信，他一定是有什么想法才问我的。有一次，他传来3张雕刻有奇怪纹饰的巨石照片，写着“这是仙华山‘天书’，不知道与上山人可否有联系”。我的第一反应是要现场看这是自然还是人为的痕迹，需要请专家鉴定。但疫情防控期间不方便，我只是回复“收到”，没有再详细谈我的想法。有一次，徐部长到北京出差，临时要来看我。因为我在外地，又一次失去了交流的机会。他一心想着上山文化，尽心竭力。2021年11月23日，“稻·源·启明——浙江上山文化考古特展”在北京中国国家博物馆举行。我看着徐部长憔悴、忙碌的身影，有些心疼。
2022年7月17日17:32，微信上突然闪出徐部长的一句话：“吕老师，很想念你，早点来浦小憩一次。”尽管我不知道这是和徐部长的最后留言，但我还是很感动地回复道：“谢谢徐部长，我也一直想念您，想念上山。期待下次有新的科研成果，向您汇报，向浦江人民汇报！最近我们在一遍遍核实上次汇报的上山文化野生水稻驯化证据，争取发表在国际著名杂志上，我们正在努力！”
2024年5月24日，在浦江县召开的“science刊发上山文化遗址研究新成果”新闻发布会上，我汇报了上山文化遗址水稻起源的研究新成果，揭示了水稻从野生到驯化的10万年连续演化史，进一步确认了中国是世界水稻的起源地，明确了上山文化在世界农业起源中的重要地位。这是最应该向徐部长汇报的啊！一时的哽咽，或许源于他最后的短信、他深深的期待。
徐部长在2022年9月20日去世后，我们课题组又多次去过上山遗址、浦江县采集土壤、植物、年代样品进行补充分析。阴差阳错地，我们来到一个古色古香的小镇，走过一个写着“古道家风”的小院。当地老乡说这里面就是徐利民小时候的家。我轻轻走到一把由铜锁锁着的、梁前挂着灯笼、贴着迎春大字的门前，深深地鞠了躬。当地传颂着他的事迹：一位土生土长的基层宣传干部，他以热爱为火、以行动为柴，为保护、传承、弘扬上山文化，燃烧自己至生命的最后一刻……他如同万年前的上山稻种，传递着巨大能量，跨越时空。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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